2020年08月10日09:21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施永康，1945年1月生，福建晋江人。1968年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江西工作，1982年调回晋江，历任晋江县委组织部干事、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92年起历任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泉州市委副书记、泉州市长、泉州市委书记。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1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施永康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您在泉州市任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你们当时是如何认识的？
施永康：1992年，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我是泉州市委常委兼晋江市委书记，之前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那一年，去北京参加党的十四大时，我们两人都是党的十四大代表，同在福建代表团，就在会上认识了。
我对我俩最初认识的场景印象很深刻。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很亲切地对我说：“永康同志，晋江发展得很快，很好，你们在第一线很不容易，很辛苦。”他很魁梧，个子比我高了一截，我仰着头说：“是啊，晋江风风雨雨的，事情也很多。”当时，晋江出了一个药案，影响很坏，我们组织查这个案子下了很大力气。但是，当官为民办事，干起工作来哪有什么轻松的呢？想到这里，我说：“习书记，您在宁德老少边穷地区工作过，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宁德那个时候的状况和泉州截然不同，单从经济来说，福建省9个地市有6个地市的财政收入都不如一个晋江县，宁德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更是差得很远。习近平同志说：“是啊，有机会我带干部到你们那边去学习取经。”我说：“好的，欢迎来指导。”
后来，我听福建代表团另外一位同志说，在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晋江的情况非常关心，听到有人讨论晋江的问题时，他会非常专注地听。我们第一次见面，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年轻、成熟、稳重、睿智、干练、务实，待人和蔼亲切。
我们既然认识了，彼此印象又都不错，回到福建以后打交道就多了起来。特别是他调到省里工作以后，我们在省委全会上经常见面，之后都会聊聊天。他一直很关心晋江的情况。我们一见面就谈工作，他向我了解晋江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也经常把工作中的烦恼向他汇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一直关注晋江的发展？他当省委副书记后对晋江有过哪些支持？
施永康：晋江本来在福建也是比较有名的地方，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晋江是古越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战乱，晋江也成为南渡汉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到了清末和近现代，晋江的海外移民越来越多，又成了重要的侨乡。所以，晋江在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发展，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晋江群众自发尝试过多种生产发展路子，其中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是磁灶模式。磁灶镇在历史上就生产陶瓷远销海外，已经开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原材料—技术—市场。第二种是陈埭模式。陈埭镇处于肥沃的晋东平原，工业企业没有基础，他们组织生产当时中国社会短缺的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市场—技术—原材料。敢想敢干的晋江人充分发挥这两种模式的经验，走遍全国去做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回来之后就组织原材料，再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后来，晋江生产的服装鞋帽、日用品等丰富多彩的商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了晋江整体的一种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广大农村，变化更是天翻地覆。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走遍大江南北，考察广大农村发展情况，自北而南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指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温州模式（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耿车模式（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晋江模式。自此经济学界和理论界纷纷展开研究。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研究员自北而南系统考察了中国广大农村，最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江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代表模式。
1994年，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福建周边十个省的“三农”问题专家参会，把各地的发展模式放在一起交流比较。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都不一样。晋江模式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于晋江模式特别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高度适合晋江本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得到费孝通、陆学艺等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1995年，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开始分管全省的“三农”等工作。上任后不久，他就来晋江调研，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我汇报说，晋江农业的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三点多。习近平同志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晋江这些年发展得比较快，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国家始终是农业大国，还是要更加注重农业的发展，否则恐怕会导致发展不平衡。乡镇企业确实给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但不是大家都要到乡镇企业中来。无农不稳，在产业结构里始终不能忘了农业这一环。
之后，有一次我汇报了整个泉州市的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就问，泉州现在还有多少个贫困村？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有259个，并列举了一些数据来说明这些村的情况。习近平同志说，与很多地方对比，你们不能叫贫困村，应该说是发展滞后村。我继续汇报说，泉州市委市政府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市长跟随省长抓唯一一个国定贫困县，三个副书记分别挂钩抓3个贫困乡镇，四套班子全部成员责任到人共同抓这259个发展滞后村。我们实行“一村一策”，对每一个村都进行过实地调研，针对各村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合实际的方案来加以扶持，提供合适的项目来帮助他们，现在的效果还在继续跟踪。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这些做法表示肯定。他说，扶贫脱贫不容易，有的老百姓已经脱贫了，或许会又因灾因病返贫，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扎实，一定要注意跟踪，注意兜底。
习近平同志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同时对泉州的工商业也很重视。他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在招商方面经常给我们以支持。泉州市比较发达，特别是晋江这样发展快速的地方很受投资者青睐，习近平同志原来工作过的陕西、河北、宁德等地的同志有很多项目想到泉州寻求合作，他就专门介绍这些同志到泉州来找我，他都会事先跟我联络，要我好好接待、协助招商。这对这些地方和泉州的发展都很有积极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怎样提出“晋江经验”的？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对晋江有很多指导和帮助，对晋江的发展始终予以关注和研究。他经常到泉州来，走遍泉州所有的县、市、区，每个县、市、区起码都走过4次以上，特别是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6年中7次到晋江调研。他认为，晋江的发展模式简单归纳起来是“三为主一共同”。“三为主”就是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企业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一共同”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种模式后来铺开到整个泉州，再之后对整个福建乃至对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借鉴价值。他评价说，晋江通过乡镇企业来生产一些人民群众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己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他这个评价，实际上就是“晋江经验”的最初总结。
2000年，我们出了一本论文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主要是我随习近平同志在泉州长期调研、向他请教、学习心得汇集的五篇文章，阐明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重点工作，即发展经济、弘扬文化、建设城市。此外，围绕五篇文章，展开泉州继续发展的大讨论，泉州辖区内除金门县外的11个县、市、区书记和县长都有一篇文章。此举对全市进一步开放搞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请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写序言，他欣然应允。
在序言中，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发展评价很高：“改革开放以来，泉州这块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土地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他对泉州的发展状况如数家珍，指出：1999年，泉州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52亿元，财政收入48.32亿元，分别是1977年的47.2倍和89.8倍，平均递增分别达19.2%和22%，经济总量约占全省26.2%、全国1.14%，所有县（市）再次分别进入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或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行列，晋江跃居全国百强县第五。字里行间，饱含着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褒扬。他把泉州那些年的快速发展称为“泉州现象”。泉州的迅速崛起，为全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序言中对我们在战略研究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泉州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写道：世纪之交，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要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综合竞争力，争创发展新优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泉州的同志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永康同志在整理完善泉州历届党政班子工作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泉州发展战略，阐述了实施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工作范畴，即发展大泉州经济、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城市。各县（市、区）的党政负责同志也围绕大泉州发展战略这一总原则，提出了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思路。整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泉州特色；二是有时代气息；三是贯穿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四是可操作性较强。可以看出，泉州这次战略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体思路不错，比较系统且有一定深度，较好地体现了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这必将对泉州未来发展起到实际指导作用，对其他地区也有借鉴意义。善于通过务虚理清发展思路，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应具备的领导素质之一，希望今后继续保持和发挥这一优势。未来20年是福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把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教先进、环境优美、文明开放的福建带入下个世纪，是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殷切希望，泉州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奋力开拓，锐意进取，通过增创经济增长、体制创新、对外开放、软硬环境、科教人才、精神文明新优势，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要位置和影响的经济、文化、科教强市。
那时候，晋江在全国发展突出，大家都在研究晋江，既有费孝通、陆学艺等全国知名的专家，也有好多我们省里的同志，是称为模式还是经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和我谈话说，不要叫模式，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死板，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经验是可以灵活借鉴的东西。
还有一次，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省经贸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我们随他去招商，工作之余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费孝通、陆学艺等老一代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把很多地区发展的模式形成了理论系统，以苏南、温州、晋江、珠江四种模式来指导中国农村发展，并总结出了成功经验。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
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战略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大家对他的看法都很赞同，在战略研究上都比较倾向于他倡导的“晋江经验”的提法。这样，“晋江经验”慢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研究领域流传开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深入泉州的基层调研，对泉州的发展战略作过充分研究，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走遍了泉州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泉州所辖各县、市、区，尤其是这期间，他6年中7下晋江，到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在实地调研中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他每一次来，我都陪他，那段时间我们交流很多，我十分有幸跟随和见证他全过程全方位的调研活动，深受教育。
在充分肯定晋江发展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企业虽不少，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却不多；产量虽不低，产品的技术含量却不高；鞋帽服装饰品企业多，高精尖技术却稀少；工业化发展热气腾腾，城市化发展却相对滞后……“面对新形势、新世纪，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在1999年的一次晋江调研中，他就提出了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2002年6月16日，在泉州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改革开放大潮中，关于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晋江精神等一系列提法和问题。习近平同志经过多年考察研究、深入调研、问计于民，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视角与洞察力，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晋江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第一次正式提出“晋江经验”这个概念，第一次明确总结整个泉州发展模式都是“三为主一共同”的“晋江模式”之后，他又系统提出了六条“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要求全省各地认真学习借鉴。同时，从五个方面提出要求，要晋江、泉州“探索、创造新的经验，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听了习近平同志那次讲话，我心潮澎湃，很受鼓舞，专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刺桐清和》表达我那时对泉州未来发展激情满怀的心态：
榴月菖蒲雅，温陵日正东。蝉鸣桐树上，景入画图中。晋水舒长袖，泉山冀泰鸿。民心惟古国，九域共亨通。
在长期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了宝贵的“晋江经验”。2002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他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文。10月4日，《福建日报》刊发他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新华网次日全文转发。
“晋江经验”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注重发展品牌，注重创新，走自主发展之路。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和讲话，带动了大家对晋江经验和泉州现象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200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泉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泉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文集《晋江经验与泉州现象》。
人们高兴地看到，当年闻名全国的“晋江经验”至今依然青春焕发，正抒写着“全国百强县”“福建第一县”“中国品牌之都”等可喜可贺的篇章。风靡八闽大地的“泉州现象”依然活力洋溢，经济总量居全国可比212个地级市前五名，位于全省“发展第一层面”，成为“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国品牌经济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旅游港口城市”，泉州的发展活力十足，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同在福建工作多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施永康：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
我们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学，是缅甸华侨吴庆星先生回国投资创办的。大学兴办之初，有些事情跟教育部门总是协调不好，市里和省里也协调多次，都谈不拢，搞得很僵。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省长，我是泉州市市长，他带着我们几个到吴庆星先生家里拜访，他们两位一见面谈话就很投机。吴庆星先生请我们一起吃了便饭。吃完饭以后，大家坐下来，习近平同志说，请给我一个便签和一支笔。旁边工作人员就递给他一张仰恩大学的便签和一支铅笔。习近平同志拿着便签和笔，问道：吴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说。吴庆星一五一十地说完，习近平同志全都一一记了下来。他问，还有吗？吴庆星笑笑说，没有了。然后，习近平同志一条一条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你们要配合做哪些工作……很短的时间，把所有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吴庆星再也没有异议，双方都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就对习近平同志佩服得五体投地。
习近平同志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们有一次随他出访土耳其、埃及、墨西哥，途经古巴，住在海岸边的一个旅店里。那个旅店正是海明威写《老人与海》时的住所。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谈到了海明威，讲到了他的著作《乞力马扎罗的雪》《永别了，武器》，还讲了《老人与海》这部不朽名著的整个故事梗概。由大海这个话题发散开来，我们还谈到高尔基的《海燕》，习近平同志兴致很高，还给我们富有感情地背诵了《海燕》主要段落。我们平时交谈的话题大多是工作，这次听习近平同志谈起文学艺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内心也非常佩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络吗？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我到浙江去拜访过他一次。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他的秘书还专门给我他在上海的手机号码。福建的同志们一直惦记着他，他也时常打听福建同志们的情况，很关心大家，始终把这些同志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我想，这就是大国领袖的风范和胸襟。2010年，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我也已经退休。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主编了一套45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大泉州战略探索》，一共8卷。出版之前，我请求习近平同志对书稿予以指正。一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习近平同志的秘书打来的。他说：“您好，是施永康同志吗？”我说：“是的。”他说：“习副主席跟您通话。”接着，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习近平同志亲切的声音：“永康啊，好久不见，现在怎么样啊？”我听到他的声音很高兴，半开玩笑地说：“近平同志，我退休啦，还能怎么样啊？”习近平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永康，你能编这么大部头的书，我看你威风不减当年呢！”接下来，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谈书稿，他很谦虚地说：“我离开福建时间比较久了，很多具体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内容我不太掌握了。通过你书稿中的介绍，我也了解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战略构想，书稿立意很好，质量很高。希望你们能继续加强研究，给泉州未来的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战略思路。”
虽然分别多年，但我心里一直想着他这位曾经的“老”领导，也在不断地学习他的讲话和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致辞，我全神贯注地听下来，深受启发。2017年7月1日，他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亲情浓郁、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引起一阵阵掌声。2017年8月，《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我也是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政治报告，那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从头到尾在电视机前聆听他的讲话，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其中很多“金句”我都能背下来。比如，“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话，大义凛然，彰显了至高无上的爱国气节，令我心潮澎湃。
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我，让我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