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其理论以及实践的意味是“政社共治、官民协同”之治理模式的建构。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发展为其基础和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勾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包括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面对新的情势、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从我们过去通常所讲的 “管理”到现在的“治理”，虽一字之差，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理念和内涵上的差别。分析这些差别，把握这种转变的意义，对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理论的发展往往具有其实践的背景。从国际范围来看，“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一些西方国家所谓“治道变革”的实践及其发展态势。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如何从经济以及其他社会层面尽快修复战争的创伤，恢复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是摆在一些国家面前的主要任务。以尽可能快的时间和速度解决问题，成为政府管理的基本取向。然而到上世纪70年代，上述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在此背景下，呼唤传统价值回归，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抑制政府过度作为等，成为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共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以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追求善治的政府价值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成为一种引人注目且富有成效的世界性政府变革取向。就其实质而言，新公共管理倡导的根本问题，在于通过政府与社会之关系的根本性变革，确立一种官民协同治理取向的国家治理体系或称国家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