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庫：黨的歷史上第一座秘密檔案庫

《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給陳來生的証明信》（上海市檔案館藏）

中央文庫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央秘書處在上海設立的地下文書檔案庫，保存了黨成立初期至1933年黨中央撤離上海期間的2萬余份核心檔案。在中央撤離后長達20余年的動蕩歲月和戰火硝煙中，這些檔案一直深藏敵偽統治森嚴的心腹地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最后一任保管者陳來生全部清點裝箱，送交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

珍藏在上海市檔案館的《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給陳來生的証明信》中寫明，這批“從我黨誕生時起至抗戰時止”的檔案保存完好，“未受到霉爛、虫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証明信以毛筆寫就，短短17行字，雖是兩頁輕薄紙張，卻分量千鈞，見証了中央早期檔案的回歸。

系統留存黨的早期歷史記錄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長期處於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圍剿”之下。為了安全，中央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減少文字留痕：文件傳閱限制范圍，涉密的一般要求閱后銷毀，一些重要指示和會議精神依靠口頭傳達等。

建黨后較長一段時間，由於缺乏固定的辦公場所和專業的文件管理人員，中央一時無暇關注文件管理事宜，文件一直處於分散狀態，自然散存於各級負責人或秘書手中，存放場所常為他們的住所、秘密聯絡站或租用的隱蔽房屋。

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通過了《組織問題議決案》，要求中央“應增設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據此，中央秘書處成立，內設文書、會計和交通三科，文件工作由文書科負責，中央文件進入分散保管與部分集中保管並存的管理階段。

1927年10月，中央秘書處由武漢遷回上海后，文書科改為文件保管處。1930年4月，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全體工作同志的信》中指出：由於環境惡劣，各機關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保管處保存”。此后，中央文件大多集中存放在文件保管處。

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后文件保管處撤銷，中央秘書處的張唯一在法租界愷自邇路（今金陵中路）順昌裡找到一處安全的洋房，將原文件保管處積存的20余箱文件安置其中，黨的歷史上第一座秘密檔案庫就此建立，黨內習慣稱為“中央文庫”，也形象地叫作“一號機密”。

黨的機關檔案規范管理的開端

1931年2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到秘書處視察工作，發現未經整理的文件與報刊、圖書、宣傳品混雜堆放，其中不乏機密要件。周恩來敏銳地意識到，在復雜嚴酷的斗爭環境中，文件管理混亂且無章可循的狀況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巨大風險，隨即指示由瞿秋白起草一個文件處理辦法。很快，了解蘇聯文件處置規程的瞿秋白制定出《文件處置辦法》。

《文件處置辦法》篇幅不長，三頁、七條，行文簡明，規定了文件分類整理、編目、留存、銷毀的原則與方法，以及資料的收集、保管等內容，是現今發現的我黨歷史上第一部機關文件管理規定，是黨的機關檔案規范管理的開端。

《文件處置辦法》制定后，周恩來即在上面批示“試辦下，看可否便當”。並提出重要文件最好保存三套的想法：一套由文件保管處保存，供日常工作利用﹔一套交共產國際，遠程存放﹔一套本地異處備存。最終，計劃送共產國際保存的設想受形勢和條件所限未能實現﹔異處備存文件也已被銷毀。因而，中央文庫保存的檔案成為唯一系統留存中共中央早期情況的歷史記錄。

這些檔案主要包括黨的代表大會文件、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黨中央的決議、綱領和宣言﹔《共產黨》《紅旗》等黨刊﹔中央與各級黨部往來的信件﹔共產國際與我黨來往的指示、報告﹔蘇區文件、紅軍軍事文件﹔瞿秋白、蘇兆征、彭湃、羅亦農等革命先烈的遺囑、遺墨、遺照等。

接力守護中央文庫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令黨的早期領導人牽挂的這些文件一直藏匿在上海。為了安全，文庫曾數易庫址，每遇險情，必須搬遷﹔更換保管者，必定搬家。上海市區有記載的文庫舊址先后有十余處，明確承擔過文庫保管工作的同志有張唯一、陳為人、韓慧英、韓慧如、徐強、李雲、吳成方、周天寶、劉釗、繆谷稔、鄭文道、陳來生等10余位，其中陳為人、繆谷稔、鄭文道3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其間，按照保密規定，黨組織隻派一名干部與之單線聯系，要求其他領導不過問文庫事項，文庫工作人員獨自居住，減少與外界往來，不參加支部會議，不參與群眾進步活動，不發表政治言論，勿使敵人察覺，鄰居知曉。組織形式上，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條例》的要求，以“家庭化”掩護身份，工作人員可以扮成公司雇員、商店店員、學校教師、跑單幫的、擺雜貨攤的，也可以偽裝成老太爺、二房東、佣工等社會角色。

1942年7月，年僅23歲的陳來生接過守護中央文庫的重任，是中央文庫歷任保管者中年齡最小、守護時間最長的一位。陳來生，今上海南匯人，1919年出生，1938年在慈願難民所加入中國共產黨。幾年間，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他歷經地下交通和情報工作等磨礪，已經成長為具備堅強黨性和靈活對敵經驗的“老地下黨員”。

陳來生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根據保密原則，中央文庫除了定期轉移，又因知情同志被捕和房東改造住宅等原因數次搬遷。每遇危機，均能在他的周密安排下化險為夷。當時，日偽在上海“強化治安”，街頭巷尾布設明崗暗哨，憲兵和警察穿梭巡邏，隨時隨地攔下行人搜身，俗稱“抄靶子”。在此背景下，為了將中央文庫轉移到新址，陳來生想出“小魚鑽網眼”的轉移辦法。他動員全家人參與，分頭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販，利用竹籃、面粉袋等簡陋工具，每人每次僅攜帶幾份文件，夾在貨品中穿行小路和隱蔽弄堂，螞蟻搬家式地完成遷移。

1949年上海解放，陳來生將中央文庫送交上海市委組織部后，華東局辦公廳請示中央辦公廳如何處理這批檔案文獻。中共中央辦公廳復電說，大批黨的歷史文件十分寶貴，請指定幾個可靠的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並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中央秘書處。1950年2月，中共中央華東局秘書處資料室副主任羅文等同志將中央文庫全部檔案護送交中共中央秘書處，后入藏中央檔案館。這些檔案記錄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的艱難探索，為科學客觀地研究黨史提供了重要依據。